在我们新世纪，学术思想和应用学科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在飞速发展，人类智慧对物质结构的认知越来越深入，进而能对人的生命基因做出解码，然而，文学仍如同一个世纪之前一样，依然是认识世界、社会和人的内心世界最精细入微的工具。

一部天才的作品——它不仅仅是作者讲述的生动的故事，用普希金的说法，是让读者一掬感动之泪的一种“虚构”，而且还是最最精确的社会-道德的地震仪，甚至能对未来的暴风雨，民族、社会心理乃至人类的灾难做出预报。在20世纪我们俄罗斯国家的历史上，俄罗斯文学曾两次用凿凿之言预告了整个国家制度的危机，然而当权者却未能或者说不愿意相信并利用这一令人不安的预言。结果——导致了崩溃，两次革命性的断裂，而不是循序渐进的发展。

不管喜欢还是不喜欢，文学恰恰是众多综合艺术和整个世界观取向的基原。比如，后现代主义的相对主义最初是在文学中得以展现的，只是后来才改变了众多传统社会的道德氛围而走进了世界语境中。最初，“反精致”、“不确定性”，用俄语来表达，就是“毛毛糙糙”、“稀里糊涂”，这一风格在小说、诗歌、戏剧中畅行其道，后来居然进入了大政治中，连美国政治也决不例外。有个一度时髦的说法，似乎创作——这纯粹是自我表现的私密行为，与任何人无关，结果出现了对世界上发生的一切——用俄罗斯诗人丘特切夫的话来说，“他们的话语该如何应对”——持无动于衷态度的作家。是的，已为人父母的无须为自己的每一个情爱行为做出解释，然而，由这一个个“自我表现的情爱行为”而诞生的孩子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他们在人世间会做些什么，这已经远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事情了。

在我看来，当代文学最尖锐的问题之一是作家职业艺术水准的下降。这与热衷于自我表现、游戏式的浅薄、自以为是的粗制滥造有关，还与一种观念有关，那就是——有人认为对任何一部作品的评价都是相对的且主观的。但是，一本书如同一颗导弹一样，假如它飞不上天，再怎么夸它的外观做得如何如何漂亮，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在如今的文学批评文章和文学研讨中几乎已经听不到像“才能”这样蕴含丰富的词语，殊不知，若是没有了独特的、天赋的“话语敏感性”(外加社会的和道德伦理的敏锐性)是不可能创作出任何有价值的文学作品来的。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艺术的自我表现只能借助于艺术技巧才能得以实现，这里没有其他的路可走。

在我看来，人民的灵魂与精神正是借助于用民族语言创作出来的文学才能得到最为充分的表现。对于像俄罗斯这样的多民族国家来说，卓有成效的对话，各民族之间的文学互动——这是一个具有整体性的问题。不过，问题的内涵可能还要更为宽广。多民族语言既可能损毁，也可以加固通向文学天堂的巴比伦塔。这就是了解生活在地球上的我们邻居的优秀作品的重要性所在。

然而，诗歌、小说、戏剧作品越是富有才情，它们也就越难翻译成其他语言。尚在19世纪就有人说过，翻译是人类“进步的驿马”。在苏联时期，文学的翻译体制曾经十分发达，它得以帮助文学家们进行创作互动和艺术的、社会的、道德的经验交流，从而融汇成一首世界文学的交响曲，这一交响曲的音响足能对整个人类历史产生影响，遗憾的是，这一影响虽然显而易见，却研究得甚少。

我们金砖五国的国际作家会议是在历史悠久的中国大地上举办的，这片大地向全世界贡献了一种最伟大的文学。我要指出的是，此举具有一种独特的象征意义。最后我想用一个充满中国古典诗意的隐喻来结束我的发言。每一种文学如同一棵植株，它会开出其无法复制的鲜艳的花朵。但是，每棵植株的根都会深深地扎进我们共同的地球大地中。我还要告诉大家，在俄语中“大地”不仅有“土壤”之义，还有天体之义，我们大家就是生活在这样的大地上，我们的根始终是纠结、缠绕在一起的。

在我们新世纪，学术思想和应用学科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在飞速发展，人类智慧对物质结构的认知越来越深入，进而能对人的生命基因做出解码，然而，文学仍如同一个世纪之前一样，依然是认识世界、社会和人的内心世界最精细入微的工具。一部天才的作品——它不仅仅是作者讲述的生动的故事，用普希金的说法，是让读者一掬感动之泪的一种“虚构”，而且还是最最精确的社会-道德的地震仪，甚至能对未来的暴风雨，民族、社会心理乃至人类的灾难做出预报。在20世纪我们俄罗斯国家的历史上，俄罗斯文学曾两次用凿凿之言预告了整个国家制度的危机，然而当权者却未能或者说不愿意相信并利用这一令人不安的预言。结果——导致了崩溃，两次革命性的断裂，而不是循序渐进的发展。不管喜欢还是不喜欢，文学恰恰是众多综合艺术和整个世界观取向的基原。比如，后现代主义的相对主义最初是在文学中得以展现的，只是后来才改变了众多传统社会的道德氛围而走进了世界语境中。最初，“反精致”、“不确定性”，用俄语来表达，就是“毛毛糙糙”、“稀里糊涂”，这一风格在小说、诗歌、戏剧中畅行其道，后来居然进入了大政治中，连美国政治也决不例外。有个一度时髦的说法，似乎创作——这纯粹是自我表现的私密行为，与任何人无关，结果出现了对世界上发生的一切——用俄罗斯诗人丘特切夫的话来说，“他们的话语该如何应对”——持无动于衷态度的作家。是的，已为人父母的无须为自己的每一个情爱行为做出解释，然而，由这一个个“自我表现的情爱行为”而诞生的孩子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他们在人世间会做些什么，这已经远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事情了。在我看来，当代文学最尖锐的问题之一是作家职业艺术水准的下降。这与热衷于自我表现、游戏式的浅薄、自以为是的粗制滥造有关，还与一种观念有关，那就是——有人认为对任何一部作品的评价都是相对的且主观的。但是，一本书如同一颗导弹一样，假如它飞不上天，再怎么夸它的外观做得如何如何漂亮，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在如今的文学批评文章和文学研讨中几乎已经听不到像“才能”这样蕴含丰富的词语，殊不知，若是没有了独特的、天赋的“话语敏感性”(外加社会的和道德伦理的敏锐性)是不可能创作出任何有价值的文学作品来的。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艺术的自我表现只能借助于艺术技巧才能得以实现，这里没有其他的路可走。在我看来，人民的灵魂与精神正是借助于用民族语言创作出来的文学才能得到最为充分的表现。对于像俄罗斯这样的多民族国家来说，卓有成效的对话，各民族之间的文学互动——这是一个具有整体性的问题。不过，问题的内涵可能还要更为宽广。多民族语言既可能损毁，也可以加固通向文学天堂的巴比伦塔。这就是了解生活在地球上的我们邻居的优秀作品的重要性所在。然而，诗歌、小说、戏剧作品越是富有才情，它们也就越难翻译成其他语言。尚在19世纪就有人说过，翻译是人类“进步的驿马”。在苏联时期，文学的翻译体制曾经十分发达，它得以帮助文学家们进行创作互动和艺术的、社会的、道德的经验交流，从而融汇成一首世界文学的交响曲，这一交响曲的音响足能对整个人类历史产生影响，遗憾的是，这一影响虽然显而易见，却研究得甚少。我们金砖五国的国际作家会议是在历史悠久的中国大地上举办的，这片大地向全世界贡献了一种最伟大的文学。我要指出的是，此举具有一种独特的象征意义。最后我想用一个充满中国古典诗意的隐喻来结束我的发言。每一种文学如同一棵植株，它会开出其无法复制的鲜艳的花朵。但是，每棵植株的根都会深深地扎进我们共同的地球大地中。我还要告诉大家，在俄语中“大地”不仅有“土壤”之义，还有天体之义，我们大家就是生活在这样的大地上，我们的根始终是纠结、缠绕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