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州有多古?华夏同龄四千五!

作为“华夏第一都”的大禹之州，四千多年间创造了辉煌的历史文明，但也丢失的太多太多。

最能标志禹州古老的“钧台”，自唐以后便不知其下落。它位于禹州城南?城北?城东或城西?至今没有找着。

最具皇权威严的“禹铸九鼎”，自秦以后遗失，成了千古之谜。

继“夏都”之后又曾两次为“韩都”的禁沟地区，韩王宫早已荡然无存，曾上演“刺韩”历史话剧的义士聂政姊弟之墓被圈进了“河省第三监狱”，唯一能唤起后人记忆的“禁泉”也在近年消失了。

自东周起至明朝，一直使用了两千年的“阳翟”古老城名，早已被人们遗忘，知之者寥寥，甚至其含义、读音也难清楚。

家居禹州张得的汉代“忠臣张良”，怎么成了“安徽亳州”人?

祖居禹州褚河的唐代大书法家褚遂良，怎么成了“杭州钱塘”人?

五大古窑之一的宋钧官窑，创造了极大辉煌之后，也丢失了近千年，方才找回。

在漫长的岁月里，禹州出了一茬又一茬人杰，积累了一层又一层物质的和精神的文明，有多少庙堂古刹，有多少名碑宝塔，有多少宏论经典，有多少书画精品，成了毁，毁了生，生了再毁，而今所剩无几了。

1938年，现代军界名将冯玉祥将军来禹视察时住在县衙。他回忆说:“此地县公署有几十通石碑都是全最好的字帖，是哪一位最有思想的县长或是州官找很有名石工，用最好的青石刻的，这些东西名叫《禹帖》，我在这里买了两份。现在的县长把那石碑封起来了，说是怕把石碑拓坏了，要保存。”(《冯玉祥回忆录》)1945年，他又建议把《禹帖》和著名的《绛帖》以及西安碑林和孔府的名帖汇集一起，供后人学习。可是，这几十通石碑如今哪去了呢?难道都被烧成石灰了吗?当年从石碑上拓下的《禹帖》，冯玉祥将军一下就买了两套，而今禹州连一套也没发现。

封建岁月的频繁战乱，半殖民地时的列强掠夺，新成立后的运动、折腾和“文革”、“破四旧”，把老禹州的文化积淀基本上抛洒光了。所剩星点，今天又面临着“城建改造”的威胁，真是让人揪心呀!

当然，我们也大可不必悲观。只要我们一方面截住再损失的途径，强化对古迹文物的保护和科学开发，另一方面强化对已丢失或将失去的老禹州历史文化遗产的抢救、考察和研究，倡导从“大地和民间土壤”中找回老禹州，就一定会让古禹州得以复兴，并为新禹州的发展给力和添彩。

我们应该坚信，老禹州的宝贝终究不会毁灭殆尽的。地上不见了，可能藏于地下;原物被毁了，残骸却散于大地;在公众场合消失了，兴许流存到了民间……禹州大地泥土中广泛散落着夏迹周痕、秦砖汉瓦、唐碑宋瓷、元明遗存，只要用心去寻找、去查访、去发掘、去探索和研究，就必然有所发现、有所成就而做一番学问。

应该说，禹州这几年已经做了大量工作，整理和出版了多部有影响力的著作，禹州文博界一批老人作出了宝贵的贡献。而我更推崇的则是，有许多年轻的禹州学人，他们热衷于野外考察，点点滴滴收集资料，岁岁年年探索研究，在“找回老禹州”这门大学问上留下了浓墨重彩。

禹州人都知道，给禹州带来很高知名度和巨大经济效益钧官窑遗址的发掘，最初是一些禹州老民在八卦洞一带常捡拾到精美的老钧瓷片而引发的。而禹州还有一处瓷窑，即从唐至元生产了三百多年白底黑花民用瓷器的扒村窑，却鲜为人知。青年学人李少颖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在禹州城内建筑工地捡拾扒村窑的美丽瓷片，后又常常到扒村窑遗址考察和采集标本，十年下来收集标本逾万。李君又以五年时间对之进行分类、编排、研究和论说，最后形成了一部图文并茂、二十多万言沉甸甸的著作《扒村窑艺术》。古陶瓷学会会长耿宝昌先生称此著为“扒村窑的第一本书”，并为之作序。少颖和他的合作者，在扒村窑停烧、泯灭六七百年后为它立了第一部传，再现了扒村“窑吾乡”的丰采，让禹州又找回了一份历史荣耀。继钧官窑之后，扒村窑也被定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笔者曾在李君工作室看到过这些一筐筐精美瓷片，真是图象万千!瓷片上绘有花草、动物、人物、山水风景，还有文字记事、书法、抽象图纹等等。李君赞叹它们是“瓷上水墨”，我还想再补充一句是“瓷上文苑”，此非浪漫之词，而是真实写照。如果说钧瓷的可贵在于自然窑变，在于皇宫御用;而扒村窑瓷品则为大众日常所用，留下的人文信息要远远多于钧瓷。它不仅仅是古瓷，它更是罕于传世的唐书宋画和古代风情的记录，具有很高的史学、文学、民俗学和美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