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这样正式成为了一名小学生。小学的课程开的不多，只有语文，算术，常识，体育和唱歌。我们很少能在开学初领到教材，一般是在期中，有时是在期末。即使我们能够领到教材，它也往往是些用非常粗糙的纸张所印行的文字。有些学期我们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教材，老师只好自编，如语文大多选用了毛主席的著作，诗词，或者是“人民日报”上的文章摘要。但这对于一个小学生来说没有太大的兴趣。

我们的老师们大多只是读过乡村小学，有的甚至没有毕业。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老师，往往是因为他们的钢笔字，毛笔字和粉笔字写得端正，同时能说会道。当然也有凭关系进来的。比起当农民的辛苦，乡村教师是一个清闲而高贵的职业。那些乡村干部的亲戚当然想办法谋得这份美差，但他们是教师中的劣者。老师上课时不讲我们当地的方言，而是努力讲普通话。尽管他们不能如同收音机里新闻联播的播音员说得那样标准，而是讲一口半吊子普通话，但他们仍然是我们学生的楷模。因此我们也要跟着他们变着嗓子说话。

除了体育和唱歌，像语文和算术之类都是非常枯燥的。小学生们大多是些野孩子，他们在家成天和泥巴、猪狗牛打交道惯了，因此很难在教室里安静坐下来听老师上课。他们不是讲小话，就是做小动作。有的甚至在课堂上相互破口大骂拳脚相加。对此老师们特别是那些血气方刚脾气暴躁的青年教师们就会勃然而怒，实施体罚。

一次我旁边的一位调皮的同学在课堂上捣乱，撕了另外一个同学的课本。站在讲台上的老师怒不可遏，气呼呼地一把抓起桌上一瓶批改作业的红墨水朝那捣乱的学生扔了过去，幸好瓶子落在课桌上，但红色的液体溅满了学生全身。那倒霉鬼一摸身上，满手红色，以为是血，便开始嚎啕大哭起来，尖叫打死人了救命啊。

这一叫倒是更加激起了老师的愤怒。他从讲台上奔了过来，给那学生啪啪就是两耳光，并问他，这是血吗。那学生被突如其来的响亮耳光打傻了，居然停止了哭叫，一声不吭。老师要那学生站起来，而且要站到放学为止。等学生站完之后，老师还恶狠狠地骂了他几句，内容极为下流，其中包括说他的父母不是东西，生出一个儿子也不是东西。

由于年龄小，胆子也小，我在课堂上基本上没有讲小话和做小动作的恶习，老师从来也没有理由对我进行训斥和体罚。应该说，我对老师一直怀有一种莫名的敬畏之情。我母亲按照习俗称老师为先生，并常常教导我要听先生的话。我见到老师，都会主动地给他打招呼。对老师，我的敬畏与其说是尊敬，不如说是害怕。这是因为他们懂得许多我所不懂的东西，我生怕他们在课外拿一个生词一个算术题来考我的智力。如果我回答不出来，那么我将感到万分的羞愧。

在我的敬畏之情中，那些乡村教师都成为了我心中的圣人。但这样一个感觉被那位老师口中的下流话所破坏了。只有那些无教养的农民和我们这些刚上学的野孩子才会骂出叫人难听和叫人脸红的下流话，一个有知识的老师怎么也会这样呢？对于老师的上课，我们无法判断他讲的好不好，但对于他的态度我们则能察觉出来好不好，并且会用超出农民的道德标准来衡量他。

但不管谁上课，也不管上什么课，课堂仍然没有成为我们的天堂。文字是死的，不是活的，它没有色彩，也没有声音，而数字比文字更为枯燥，更无聊。我们喜欢的不是上课，而是不上课。如果说每天上课的痛苦能被某种东西所克服的话，那么就是课外的欢乐。

上课时我们总是感到这四十五分钟的漫长，仿佛是在煎熬之中。我们等待着下课铃声。一旦我们得到了课间的十五分钟，便如囚禁的小鸟飞到笼外，打打闹闹，其乐无比。但美妙的时间太短暂了，还没等我们尽兴，上课的铃声又将我们赶回了教室。除了课间的欢乐时光之外，我们还喜欢上学或回家的路上。

早晨上学时还害怕迟到，在路上耽误不得。但晚上放学时却是绝对自由的时间，我们可以在这一公里的路上消磨几个小时，玩各种游戏，直到天黑为止。在平时上课时，我们还希望老师迟到，早退，生病请假，这样我们也就不用读书。此外暴风雨来临时也是老天爷送给我们的礼物。因为我们的校舍是危房，所以每当天气突变，老师都叫我们中断读书，跑回家去。至于寒假和暑假更不用说了，我们已经忘了自己是小学生，完全成为了野孩子。